丁贻礼，一名普普通通的自然科学科技工作者，虽没有获得国家科技奖、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也没有院士、学科带头人、知名学者的头衔，但他筚路蓝缕、风雨兼程探寻祖国宝藏，甘愿用生命默默书写找矿成果，终其一生地质报国，别有情怀动人心。

丁贻礼（1924年3月23日～2004年3月27日），云南省昆明市人，汉族。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地质科技工作者。

由兴趣转至专业学习

丁贻礼1943年7月考入云南大学先修班，受其爷爷丁绍文（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一，电灯公司总协理）和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后考入云南大学矿冶系读书。

当年云大矿冶系有不少国内大师级专业教师，在国内也是颇具声望。丁贻礼因为学习《普通地质学》基础课程，对地质科学产生了很大兴趣，特别是到昆明郊区野外实习所学内容之后，更是喜欢上了地质学这门学科并希望深入学习，这一志向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工作和生活。当时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相邻，两校师生互有往来，交流较多，丁贻礼被西南联大强大的师资阵容和浓厚的学术风气所吸引，1945年7月如愿转学到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地质地理气象系地质专业，由于对历史也比较感兴趣，他还选修了吴晗先生的中国通史。1946年秋天，西南联大解散原来联合办学的三校，学生转至北京、天津两地，他随即转至北京大学地质系继续学习。

虽然他在西南联大只有一年的学习时间，却始终心系联大，在北大读书期间担任了“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分会”第一届理事会财务部理事，为宣传和传承联大精神不遗余力。

地质成为终身职业

1944年，丁贻礼加入“新民主主义联盟”（简称“新联”），后转入“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1949年9月他在国民党“九九整肃”中以“匪嫌”被捕关入昆明陆军监狱，在卢汉起义昆明和平解放前获释，昆明和平解放后国民党第八路、二十六路军围攻昆明时他参加了“昆明保卫战”。

丁贻礼喜爱音乐，解放前就曾参加过多个歌咏团体，还在北京大学组建了“北大沙滩合唱团”并担任指挥，1949年以后在云南文化系统工作，1950年4月还作为昆明市“文学艺术工作者”8人代表参加了“昆明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若不是后来响应政务院号召归口地质系统，他可能将会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了。

1953年，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关于专业技术人员归队的命令，他从昆明转至西南地质局（重庆）工作，至1987年离休。期间，他一直从事野外地质工作及地质科技管理工作，20多年的野外地质生涯，脚踏实地，筚路蓝缕探寻祖国宝藏，兢兢业业，用生命书写找矿成果。丁贻礼从对地质学感兴趣到爱好地质学，进而转学专门学习地质，后来又一直从事自己喜欢的地质事业，地质成为其终身事业。

丁贻礼（前排左一）

当时，西南地质局统管着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的地质勘查工作。丁贻礼开始在局机关地质勘探处地质科工作，在那个“好男儿志在四方”、“到边疆区，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年代，他主动请缨，要求下到野外地质队去工作。从1955年5月开始，他先后在西南地质局汶川地质队、西南地质局546地质队，以及四川省地质局西昌地质队、大渡河地质队、甘孜地质队、402地质队、211地质队、109地质队工作，多是担任技术负责一职，相当于现在的总工程师（因为当时还没有总工程师的设置）。直到1977年，他才回到家乡的云南省地质局，加入了云南省地质科研所澜沧江铁矿研究队并任技术负责，后任云南省地质局科技处处长、云南省地质学会秘书长，从事地质科技管理工作至1987年离休。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丁贻礼在四川省甘孜、阿坝和凉山自治州和云南省澜沧江地区工作的20多年的野外地质生涯中，为西南地区地质找矿和地质科技管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早期，他参与了四川内江糖厂詹家坝厂址、重庆南国大厦屋基、九龙坡电厂厂址等工程的地质调查工作；先后在西南地质局、四川省地质局及下属多个地质队从事野外地质和技术管理工作，均担任各地质队技术负责（主任技术员）或主任工程师，长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及龙门山脉等艰苦地区工作，主要在金沙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岷江流域及澜沧江流域的广大区域开展综合矿产普查、重点成矿区勘探及矿产研究工作。其中，为越西碧鸡山敏子洛木赤铁矿所在地区的铁矿被认定为“萍乡式铁矿”做出了积极贡献，参与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李五铜矿、丹巴杨柳坪正子岩窝硫化镍矿、康定甲基卡伟晶岩型锂铍铌钽矿（全球硬岩型氧化锂资源储量最大的锂矿山、亚洲第一大锂矿，甲基卡锂、铍、铌、钽等稀有金属资源储量全国第一）、乾宁农戈山铅锌矿、四川冕宁稀土矿的前期地质工作等；对碧鸡山式赤铁矿的定名有着重大贡献。至今，许多矿山仍在为国家建设提供着宝贵的矿产资源。

坚定信念地质报国

“文革”期间，丁贻礼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不仅屡遭批斗，还要承担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更有强加的多项莫须有罪名和各种人格污辱等着他，使他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迫害。即便是三伏天，在被拉去批斗时他都会穿上棉衣和大头皮鞋，虽然天热难熬，但多少可以减轻些造反派殴打时的皮肉之痛。即使如此，他也从未动摇过以地质科技报效国家的坚定信念，要为国家经济建设多找矿。在处处被造反派监视的情况下，他被安排去野外开展找矿等工作，尽管如此，但他对地质工作仍然是尽心尽力、认真负责，在他看来所做工作一定要对得起良心。

因为工作性质，他的家人也都随他转战各个野外地质队，退休的岳母也来为他照料几个孩子。野外地质队驻地教育学习条件极差，孩子们的教育也都受到了极大影响，特别是在“文革”中他被打成“走资派”，被押到各个野外分队进行批斗和劳动改造时，他的家人也随他一起被驱赶到野外工作点，全家人就住在乱石岗中搭建的窝棚里，这时他岳母已经70多岁了。虽然丁贻礼在心里对岳母很是愧疚，但对于自己的遭遇反倒是淡然以对，由于自己被打倒了反而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地质工作上了。

高度评价

四川省地质矿产局对丁贻礼在四川省工作期间的评价是：“丁贻礼同志在我局工作期间，长期坚持在第一线，先后在甘孜队、402队、211队、546队、109队担任技术负责人、主任工程师，在阿坝州、凉山州及甘孜州组织开展铁、铜、锂、铅锌、磷、黄铁矿、石膏、煤等二十余种金属、非金属矿找矿和勘探，在此期间有关各队累计向局提交各类地质报告118份，其中勘探报告11份。由他主持和参与找到、评价、勘探的大、中型或重要矿产地有四川省冕宁（富）铁矿、大顶山（富）铁矿、越西碧鸡山敏子洛木式赤铁矿、康定呷基卡锂（铍、铌、钽）矿、九龙县李五铜矿、乾宁农戈山铅锌矿等，在找矿勘探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丁贻礼同志在四川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他工作认真、吃苦耐劳、联系群众、以身作则，在培养地质技术力量方面也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7年9月，丁贻礼调入云南省地质科研所工作，担任澜沧江铁矿研究队技术负责，主要做澜沧江铁矿研究工作；1978年8月调入云南省地质局科技处工作，后兼管云南省地质学会办公室及局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为地质专业组长）工作，建立了科技计划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抓科技计划执行及项目实施及成果管理（包括原地质部、云南省科委、云南地质局等单位项目），在此期间云南省地质界获得云南省科委科技奖励12项、云南省地质局科技奖励17项（包括安宁盐矿等科研成果）；开展地质对外交往和学术交流，接待了来自美、英、法、德、日本、苏联、比利时、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地质专家和学者，使云南地质学界人士与国外同行相互交流学习，并走出了国门；主持创办了云南首个地质学术期刊《云南地质》，介绍云南的地质（科技、研究）成果，并就此与国内同行交流；每年举办多次地质讲座和地质专业英语学习班，让许多地质工作者（包括管理者）受益匪浅。1978年，云南省地质学会恢复活动，1979年丁贻礼任常务理事，1982年改任秘书长至1987年离休，主要开展维护科技工作者合法权益工作，组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交流会和学术报告会及首届青年地质工作者学术交流会，出版《学会会讯》和《论文集》及科技资料和科普文选，组织青少年地学夏令营，开展地质科技咨询及服务等活动；其所在单位多次获得中国地质学会表彰，他个人被授予“学会工作积极分子”，1987年又获得了云南省科协“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1988年再获得中国地质学会授予的“学会荣誉工作者”称号，1990年被云南省地质学会授予“荣誉理事”称号，1991年被云南省科协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值得纪念的是，1986年，云南省科协代表团出席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丁贻礼作为其中一员，受到了邓小平等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云南省地质学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的“会议纪要”中对即将离休的丁贻礼这样评价：“与会同志一致肯定，丁贻礼同志为我会恢复活动，推动学会组织建设、学术活动、科普工作和科技咨询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具体和富有成效的工作，为我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理事会向丁贻礼同志表示敬意。”

丁贻礼一生虽然没有留下什么地质研究的宏篇大论，却用双脚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用双手书写和绘制出各类地质报告118份，并提交给了原四川省地质局、原地质部全国地质资料馆。这一份份沉甸甸的地质报告内容丰富，绝不是今天有些人复制粘贴就能完成的，凝聚了多少地质队员的辛勤汗水，倾注了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心血。

就是这样一位由兴趣转而专业学习，进而终身从事地质工作的普通地质工作者，用双脚丈量大地，用生命书写找矿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