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1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被国家批准有条件上市。福音降临，人类之幸。此时，看一看疫苗研制者的行动报告，我们会看到比疫苗更宝贵的东西。

2019年底，一个来历不明的幽灵，闯到了武汉，引发了一种怪病：不明原因肺炎。

当务之急是弄清病因。31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科技部“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杨晓明凭着职业的敏感，电令上海捷诺公司总经理夏小凯：“立即派人赶往武汉，查明病原。”捷诺专攻检测试剂，其生产的试剂盒，对22种呼吸道病毒，只须一次检测即可查明“户口”。2020年元旦，捷诺派出的专家组在武汉检测了一昼夜，发现它既不在人类已知的22种呼吸道病毒之列，也不在50多种消化道病毒之列，是一个没名没姓没上“户口”的新病毒！

中国生物与这个新病毒的战斗就此拉开了帷幕。

“顶梁柱，关键时刻要顶得住”

一个引发传染病的新病毒对人类的危害，甚至超过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它是个陌生的入侵者，人们对它还一无所知，以致于一时无药可治！疫苗是控制、终结传染病的终极武器，但其研制往往在疾病流行之后，这是常规。但这一次，“我们应该打破常规了。”董事长杨晓明与党委书记朱京津、总裁吴永林、副总裁张云涛等沟通后，形成共识：“中国生物作为疫苗研发‘国家队’，要主动作为，在诊断、治疗、预防三个方面都要作出贡献，特别是在疫苗研发上要冲锋在前。”于是，董事会、党委、经营班子迅速作出决策，向下属单位发出了“预先号令”：令上海捷诺总经理夏小凯挂帅研制诊断试剂盒；令天坛生物武汉血制公司副总李策生在武汉生研所所长段凯的统一领导下，采集康复者血浆和制作特异性免疫球蛋白，用于抢救重症病人；令武汉生研所所长段凯、北京生研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王辉分别挂帅研制灭活疫苗；令中国生物研究院院长李启明挂帅研制基因重组疫苗……

1月2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5日完成其基因测序。国家疾控中心拿到基因序列后，夏小凯带着大家仅用48小时就研发出新冠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用于武汉“前线”。这是世界上第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26日通过国家药监局认证后，又获欧盟认证，并被世卫组织列入应急使用清单（现已升级为“七联冠”试剂盒，可一次检测出七种人类已知的冠状病毒，30分钟出结果）。

然而，疫苗是不可能像试剂盒那样突击出来的。业内有一个所谓“双十规律”，即搞成一个疫苗，需投资10亿，耗时10年。光是论证、立项少说也得一年时间。疫苗是创造性产品，谁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目前已知的病毒有数万种，做成疫苗的才50多种，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眼下新冠病毒初来乍到，就要刻不容缓地研制疫苗，成功的把握有多大？投资是否会打水漂？面对质疑，杨晓明说：“中国生物是国企，首先是国家，其次才是企业；中国生物是央企，是国家疫苗行业的顶梁柱，关键时刻必须顶上去。”回顾历史，我国消灭天花、消除脊灰用的是中国生物的疫苗，控制其它法定传染病，至今80%以上的疫苗是中国生物提供的。中国生物刚刚度过了她的百年生日，百年奋斗，百年辉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10年来，中国生物人让中国疫苗从跟跑阶段进入到与世界先进国家并跑和部分领跑的新阶段。如轮状病毒疫苗与美国等疫苗大国同步成功；EV71疫苗是中国独有的疫苗……中国生物的领导班子、科技平台、人才队伍、运行机制、经济实力和企业文化，方方面面都具备了挑战新冠病毒疫苗的能力。党委书记朱京津说：“现在要战胜新冠病毒，我们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

既豪情满怀，又头脑清醒，中国生物董事会、党委会、总裁办公会一致同意，投资20亿，用于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生产。为增加保险系数，决定同时展开灭活疫苗和基因重组疫苗的研制。灭活疫苗是传统疫苗，技术和工艺比较成熟，质量可控，安全性好，目前仍然是疫苗市场上的主力。基因重组疫苗等新型疫苗技术上固然先进，从理论上说更适合疫苗的紧急研制，但到目前为止，真正成功的其实只有一个基因工程重组酵母乙肝疫苗。两条腿走路，更稳当。

新冠病毒属“乙类病毒，甲类管理”，研制灭活疫苗必须与活病毒为伍，P3（生物安全防护等级三级）实验室是必备前提。而负责研制灭活疫苗的武汉和北京两个生研所都没有P3实验室。怎么办？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借鸡生蛋。武汉生研所与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只有一墙之隔，两家八年前就订有战略合作协议，现在一拍即合，两家合作，用病毒所的P4、P3实验室研发新冠病毒疫苗。北京生研所拟借用国家疾控中心病毒病研究所（以下简称病毒病所）的P3实验室，杨晓明去谈判，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和其他领导欣然应允。他们有7间P3实验室，腾出两间大的给北京生研所使用。

春节，默默的逆行者

实验室有了，正是用人之时，可恰逢庚子年春节，人员大多回家过节去了。

1月24日（己亥年除夕）凌晨2点，武汉市发布公告，决定从当日10时起“封城”。这一下打乱了许多人的出行和工作计划。春节前，武汉生研所病毒类疫苗研究室主任王泽鋆考虑到新冠病毒疫苗立项准备工作不需要太多的人，只留下6人坚守岗位，让其余人回家过年了。没想到人刚放走，所长段凯就催他“不等立项，提前上马”，偏偏又碰到“封城”，咋办呢？他在微信工作群里发了一则通告：

“@所有人：新冠病毒肆虐，疫苗研制加速，武汉‘封城’，务请想方设法尽快赶回。”

孟胜利、卢佳、万鑫、郭靖、王文辉……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卢佳与丈夫带着女儿回合肥公婆家过年，一家团圆，其乐融融，而欢乐的气氛却被这条微信给搅黄了。这对博士夫妇商量，把2岁的女儿托付给爷爷奶奶，马上开车赶回。但两位老人坚持“再怎么也得过了大年三十再走”。春节一早，乘孩子还没睡醒，他俩悄悄开车走了。卢佳是含着眼泪与孩子告别的，“没想到这一别，大半年的时间只能在手机里见面”。

研究室回家过年的人大多在初一赶回了，而王文辉却被当做“高危”人员被控制在河南民权县的老家。他家的院墙上挂着一条横幅，上写：“本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勿相互来往”。连门也不让他出。没法，他让所里给村委会和乡政府开来了《请让王文辉回汉参与紧急研究新冠病毒疫苗的函》……费尽周折，他才坐上了南下的列车，但当时列车在湖北都甩站。感谢列车长向上请示，为他这个肩负特殊使命的人下车，路局特批列车在武汉站停车1分钟。

除夕这天，北京生研所副所长王辉也在紧急收拢人员。疫苗研究二室主任赵玉秀在保定公婆家中，正准备吃团圆饭，突然接到王辉的电话：“立即搜集有关新冠病毒的资料，准备研究疫苗。”刚吃罢团圆饭，王辉又来电话：“连夜赶回所里，讨论疫苗研究方案。”不用问，有关人员都会接到同样的电话。

大年初一，王辉带着赵玉秀、张晋、梁宏阳、李娜和丁玲，昼夜加班，拿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制方案，宣布由上述人员组成 “六人小组”，领导疫苗研制。

大年初二，中国生物副总裁张云涛带着北京生研所王辉、赵玉秀等人来到科技部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与武汉生研所（视频）和另一家公司一起，做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课题汇报。按公共卫生紧急课题，三家均被批准立项。

“请让我多睡一小时”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制战场，首先在武汉病毒所的P4实验室展开。P4实验室是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非常适合新冠病毒的毒株选育、细胞培养和动物感染实验的操作，但它的高“门槛”却将武汉生研所的人挡在了门外。进入者必须穿双层防护服，戴头盔、N95口罩、两层手术手套，呼吸全靠背后翘起的那根连着天花板的“长尾巴”输送来的空气。进出要经过10道门，每一道都要进行消毒、检测、审核。这就给疫苗研制出了一个大难题：能进P4实验室的人都是搞纯科学的，而制作疫苗是应用研究，二者区别极大。王泽鋆说：“比如，培育病毒，他们一般用试管、烧杯就足够了，而制作疫苗培育病毒要用反应器，用40层的细胞工厂，这么大的家伙，他们没见过，自然就不会操作。而会操作的人却进不去。”大家想到一个合作的办法：生研所的专家隔着防弹玻璃窗户看着里面，用电话指导里面操作。后来，生研所的卢佳和杨安纳经严格的培训，考取了“准入证”，可以进去工作了。

许多困难是以往从未遇到过的。比如，动物试验是疫苗研发中无法跳过的一环，建立动物模型则是动物试验的前提。可新冠病毒对人狠，对动物却不敏感，许多传统的实验动物如小白鼠等即使带毒也不致病。怎么办呢？中国医学科学院秦川教授等科学家通过基因技术，让动物从不敏感变为敏感，从而建立起新冠病毒的动物模型。

困难很多，但大家最怕的不是困难，而是没时间。疫情肆虐，疫苗研发进度必须尽量往前赶。武汉的卢佳和杨安纳在P4实验室做检定，要把活病毒注射到打过疫苗的实验动物体内，以检验抗体抵御病毒的能力。小白鼠、大白鼠、豚鼠、兔子、灵猴、恒河猴，从小到大，一个一个试验，一项一项检定……工作时间屡屡严重超过P4实验室规定的4小时。既危险，又疲劳。从P4实验室出来，还得整理资料，结束工作的时间大多是凌晨4点左右。只有在这时，卢佳才能在手机中看到女儿的视频，那是她爷爷从合肥传来的。女儿问得最多的是：“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最扎心的一问是：“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她无言以对，哭了好一会才缓过来。

无独有偶，同样的“剧情”也在北京生研所上演。疫苗研究二室主任赵玉秀春节后就到了病毒病所的P3实验室做研发。防护等级虽然比P4稍低，但穿、脱防护服也是很花时间的。嫌这样浪费时间，她尽量少吃少喝，并穿上了纸尿裤，进去干起来就不分昼夜，最长的一次在里面干了19个小时。凌晨4点，她脱下防护服，回到休息区，照例在手机上看孩子的留言。此前在研究脊灰灭活疫苗时，她就因为天天早出晚归与孩子不照面，疫苗搞成了，孩子却不认她了，说：“你不是我妈妈。”她决心要给孩子还上欠下的母爱。可新冠病毒疫苗一上马，她又身不由己了，只能每天凌晨休息前给孩子留言。虽然母子不能见面，但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也是一种幸福。可她没想到，今天孩子留给她的是一句“绝情”的话：“你已经两三个月不见我了，我没你这个妈妈。”孩子太小，还不能完全看懂妈妈，但妈妈能读懂孩子。爸妈都在忙抗疫，不着家，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独自过日子，该有多难啊！她的泪水像开了闸一样哗哗流下。

在北京生研所，赵玉秀的“待遇”算是好的，因为病毒病所在专家公寓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床位，而绝大多数在本所工作的人却只能睡沙发或行军床。王辉考虑到大家没法回家，便按2:1的比例给各办公室配发了行军床，以便大家忙里偷闲，轮流睡一会。朱迪做检定，在凌晨5时才完成手头工作，想回办公室睡一会，没料到几张行军床上都有了人，无奈，那就趴在办公桌上睡一会吧！两小时后，又有新的工作等着哩！

国药集团董事长刘敬桢去武汉生研所慰问研发人员，问大家：“有什么要求？”回答说：“没什么要求。”领导说：“大家别客气，有要求就提出来，我们解决。”研究室主任王泽鋆说：“硬要说要求的话，就是能不能放一天假，让我们睡个好觉。”全场鸦雀无声，刘敬桢却泪流满面，连擦了三张面巾纸。

另一位领导在北京生研所慰问时也流泪了，请大家提要求，想不到一致要求：“请让我多睡一小时”。

其实，即使领导让他们多睡一小时，他们也不会执行。因为他们在和疫情赛跑，也在与世界同行赛跑，不获胜是不会停下来的。领导没能满足他们“多睡一小时”的要求，但国药和中国生物党委通过“火线入党”、“火线提拔”给他们补充“精神食粮”。比如：武汉生研所的王泽鋆虽然资历浅，博士才毕业不久，却带领团队屡建奇功，被批准“火线入党”，破格提拔为总经理助理；北京生研所副所长王辉被“火线提拔”为所长、总经理。她既风风火火，又科学严谨，新冠疫苗上马以来，一直以办公室为家，沙发为床，昼夜与大家拼搏在一起，以致走不了50步就需要人搀扶。

多睡一小时，是群众的奢望，也是领导的奢望。抗疫以来，从国药集团到中国生物，没有一个领导不是连轴转的。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因长期睡眠不足而先后四次晕倒在办公室。他两次被迫住进医院，一次在北京，一次在上海，但除了国药董事长刘敬桢和同在一个班子的党委书记朱京津、总裁吴永林之外，包括董事长办公室的人都没人知道他住过院。因为每天都能照常接到他的有关指示，每天晚上领导班子的微信视频会议仍然照开。副总裁张云涛说：“我天天都参加他主持的视频会，而且每天都不止一次在电话中研究工作，可他住院的事，我一点没有觉察。”

以身试药的“四君子”和四级领导

其它疫苗的生产车间，符合GMP标准即可，而生产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还必须达到P3标准。因此，生产车间的建设就必须与实验室研究同步，这样，才能保证疫苗研发成功即能投入生产。此前我国还没有人用疫苗的P3生产车间。

大年初二，杨晓明就指示北京生研所：“选择一个现存的车间，升级改造成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生产车间”。王辉选好一个车间，请示杨晓明：“是否马上将原有东西拆掉？”答复是“等一天再说。”为啥？因为异议强烈：“建一个P3车间，投资上10亿，如果疫苗研发不成功，或者疫情像SARS那样一下过去了，这么大的投资打了水漂，谁负责？”杨晓明得有时间来做说服工作。他说：“美国的P3实验室数以千计，我国却寥寥无几，中国生物是我国疫苗的‘航母’，竟也没有一个。P3车间建了即使这次用不上，也是给国家补短板。何况我们的研发队伍很强，我相信他们是能够做出疫苗来的。”次日，王辉接到杨晓明的指示：“拆！”第三天，杨晓明问：“拆了吗？”王辉说：“拆了。”杨晓明说：“这么快呀！”王辉说：“我不能让你有后悔的时间。”两人都笑起来，说：“破釜沉舟！不留后路”。

自投入抗疫，杨晓明就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他的不少决策都与风险相伴，如果失败，难辞其咎。他说：“习总书记、党中央、国务院对疫苗研发寄予厚望，我们除了冲锋，别无选择。”副总裁张云涛补充说：“我过去从未进过中南海，这次竟然去开了十几次会。杨董事长去了20多次。国药的刘董事长去了30多次。党和国家如此重视，我们必须破釜沉舟”。

就是凭着破釜沉舟的精神，北京生研所仅用60天时间，就建成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新冠病毒疫苗生产车间，创造了奇迹。

奇迹接连出现。武汉生研所与病毒所合作，仅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研制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紧接着北京生研所的同质疫苗也获成功。4月，两款疫苗相继被批准进入临床试验。在进入临床之前，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现实版神农尝百草的故事。

3月23日，即在拿到临床批件前的19天，有4位科学家注射了武汉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按注射的时间顺序，他们是武汉生研所所长段凯、武汉血制副总李策生，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院士。他们被称为“新冠疫苗四君子”。继“四君子”之后，国药由董事长刘敬桢带头，中国生物朱京津等四级领导班子成员除身体不符合条件的，138名干部员工参加了试验。这是在中国才能发生的故事。

科学家和领导干部以身试药，传达出一种对中国生物疫苗的高度自信。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虽然是超常规在短时间内研发出来的，但一点没有违背科学规律。该做的实验一个不少，该走的程序一个不缺。王辉说：“动物试验，我们光小白鼠就用了5000多只。”那么，研发速度快在哪里呢？快在统筹安排和无私奉献上，王泽鋆说：“我们把过去‘串联’的工作改成‘并联’，比如，做动物试验，一般是从小到大一项一项‘串联’做过来，这次是各种动物、各项试验‘并联’起来做，虽然工作量成倍增加，但省下了不少时间。”另外，还快在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的全力保障上，快在办什么事都一路“绿灯”上。

参加以身试药干部，差不多都瞒着家人，许多人不知道注射后还要抽10次血。中国生物纪委书记、总法律顾问周颂因抽血次数多了，胳膊弯的地方出现了淤青。家人发现后，一脸严肃地说：“你工作压力再大，也不能吸毒啊！”听了周颂的解释，家人竟吓得哭起来，问：“那是不是比毒品还危险啊？”周颂说：“别大惊小怪。全公司的领导都打了。我们的疫苗很安全”。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确很安全。中国生物与河南省疾控中心合作，两款疫苗第I、II期临床试验在河南开展。在河南省疾控中心临床中心主任夏胜利等研究员带领努力下，共接种4064人，从儿童到70岁以上的老人，无一例明显不良反应，均产生高滴度免疫应答，中和抗体阳转率100%。北京、武汉两所有关论文分别发表在《细胞》、《柳叶刀》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等国际专业期刊上，得到世界公认。

用数据告诉世界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即将进行第III期临床试验时，遇到了一个自豪的烦恼。因为第III期临床试验必须要在疫区做，而我国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3月20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归零。这足以让人自豪，但带来一个烦恼：III期临床只能到疫情严重的外国去做了。这将使这款疫苗上市的时间至少推迟3个月。在国外做临床，涉及到外交、法律、社会制度和经济利益等诸多方面，而我国经验不够，一切都得摸索。经过与50多个国家的200多场谈判，找到不少愿意合作的国家。7月上旬，中国生物兵分两路，重点派出朱京津带队到阿联酋、巴林、埃及等中东国家，这是第一路。随后又派出一路，由国药副总裁曾兵带队去秘鲁、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参试的各国志愿者超过5万人，样本覆盖125个国籍，各国政要带头接种疫苗，其中有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巴林王储等。

在静待III期临床试验揭盲时，紧急接种的数据已经向世界证明，在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两个疫苗的金标准面前，中国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是表现最好的。7月22日，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将中国生物研发的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纳入紧急使用（试用）范围。接种对象为出境人员、医务人员、防疫人员、边检人员以及城市基本运行保障人员等特殊群体。目前已紧急接种近80万人，无一例严重不良反应。

一家中资企业的138人在新冠疫情严重的国家工作，因为出国前接种了疫苗，全都安然无恙，而他们的外国同事不少人被感染了。感慨之余，他们穿着印有国旗图案的T恤，手抚一面大幅国旗拍了一个视频，说：“感谢祖国，让我们戴着护身铠甲出国，请祖国亲人放心，我们一定会平安回家！”这家央企特地把上述视频和一面锦旗送给了中国生物。看到视频中的这一幕，研发者不禁落泪了。

目前，已有阿联酋、等数十个国家希望采购中国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阿联酋、巴林还把疫苗列入了紧急使用，前者还准备宣布全国接种来建立免疫屏障。

冬天到了，而冬、春两季是新冠病毒的活跃期。全世界上都在为冬天发愁的时候，中国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因为我们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上市了，到2021年具备年产10亿剂的产能，可供构筑一道抵御病毒的坚固屏障。另外，不知读者注意到没有，在武汉之后，北京、东北、新疆等地先后出现局部疫情，却没有一例死亡病例，为啥？一是抢救经验更加成熟，二是给危重患者使用了康复者血浆或从中提炼出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此“药”乃中国生物武汉血制的杰作，用于危重患者有特效：一天退烧、二天撤呼吸机，三天自己吃饭，四天下地走路，已挽救了700多人的生命。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作者为段凯、李策生等，通讯作者为杨晓明、陈竺。